人与物是平等的，并没有什么优越性，在生命的意义上也是相同的，并没有什么特殊，更不能高居万物之上，对万物实行主宰。

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，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今按：《老子·道经》第十一章：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

安之若命即养是，与育德同义。原载《周易研究》2007年6期。尊威精白坚强，行之不可挠也，不习近之矣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云：忠肃恭懿。《老子·德经》第五十九章云：治人事天，莫若啬，夫惟啬，是以卑服。

君子慎其独，慎其独也者，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□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facio非常可能就是哲学一直在寻找的第一问题，即一切问题的支点。

《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》一文，正是他的反思的表现。但是，无论是存在，还是道，自身的反思性都不足。他看到只有现代西方哲学，才具有强烈的反思性，所以现代所理解的第一哲学有着更强劲的‘第一性。赵汀阳的哲学观，使他对中国哲学有独特而深刻的反思方式。

而这个过程，与人类的现代处境相关。在做哲学中，经学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要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。

二是对天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，主要是以中国文明的资源回应现代政治，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《天下体系》《天下的当代性》《惠此中国》等。孔子之前，经书是人类文明普遍经验的集中表述。这些思想观念为当代人以汉语做哲学提供了最为深刻的思想要素。（同上，第9页） 二、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 赵汀阳所说的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，事实上是两种经典观。

一种真正彻底的普遍性哲学如何可能？为了对抗荒野，必须营建新城，因此在《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》中，赵汀阳提出要构建哲学之城，哲学以普遍理性为主体而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为对象，因此哲学呈现为一个思想的无限城市。诚然，一个现代人如果翻开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到《四库全书》目录，首先读到的经部著作，便都是围绕着六经、四书展开的注疏性著作，中国传统二千多年的核心思想，只是寥寥可数的几部经典及其解释。（赵汀阳，2020年，第4页）简言之，赵汀阳的基础性，主要是思维的基础性，即超越或者抽空一切文明基本预设的思维方式。在现代汉语的背景中，如何做哲学，即进行超越哲学史梳理的哲学创造，这越来越成为当代哲学研究者新的理论追求。

但是，把经典理解为文本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多见，只有部分清代学者把解经活动理解为解释文本的学术活动。就中西问题而言，哲学家的文明身份属于中国，沉浸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，所驾驭的语言是汉语，思维方式是汉语的思维方式。

大多数时候，解经活动是一种对话、发明的活动，解经者与经典的关系，呈现为解经者对经典进行不断继承、反思。但事实上，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是《论语》中的仁，而不是《理想国》中的正义。

因此，他谈及标准的哲学时说：第一哲学的第一性就在于寻求思想支点。还有一些储存在经典世界之中，但不一定以哲学概念表现出来的人、事、物，例如著名的庄周梦蝶等等，这些内容同样是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，并且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可以不止于哲学史描述，而且是哲学理论的现代创生。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（赵汀阳，2020年，第5页）以道为例，赵汀阳认为：道的概念有着深度哲学性，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动态，开拓了以‘状态去理解‘事物的维度，可是道的概念尚未从文学转化为普遍理性上可确认的原则。只有当西方文明的深入，与中国固有文明发生碰撞，普遍性才成为问题。在寻找第一哲学的道路上，既要去国家、民族等地域身份，也要去文明、文化的特殊身份，只有去身份，才有普遍性，因此要在一种无预设的普遍性基础上，进行哲学的对话。

如果换一个思路来看，哲学的普遍性，事实上是一个创造的过程。（参见吴飞，第41页）五经在文明意义上，正是原始经典的内容。

赵汀阳在《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》中说：中国的许多思想概念也紧密附体于中文语境，但通常与语法无关，而在于文学化的具象性，与其说是概念不如说是意象，例如道、阴阳、气、天，含义深广，但其思想性难以摆脱文学性。所有特殊标签都是现代的粘贴。

《百官表》云：‘以通古今，备温故知新之义。但它尖锐地揭示了以现代汉语的方式进行哲学创作的困难。

这导致历史上学术脉络的多样化演进，例如在核心文献上，从两汉以《春秋》为纲，到汉唐间以礼学为本，到宋明之后以《四书》为核心。（赵汀阳，2020年，第5页）而对于哲学本身，赵汀阳的文章最具挑战性，也最具争议的地方，是对经典意义的批评。[8]沃格林，2019年：《天下时代》，叶颖译，译林出版社。但在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中，任何一个哲学家、任何一种哲学体系，都是特定的文明、国家、民族、地区的产物。

文明的现代转型，使古今攸同的经典，蜕变为古代经典。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，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，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，在这一意义上，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。

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至今，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真正基于现代哲学理论构建的哲学史叙述。《汉书·成帝纪》阳朔元年诏云:‘儒林之官，宜皆明于古今，温故知新。

陈少明先生在《做中国哲学》一书中，强调哲学、经典与当代性的关系，认为哲学或其他知识创造，历来有两大思想资源，一是前人的思想成果，一是当下的生活经验。我们今天可以说，王羲之是后世许多书法家的榜样，但不能说王羲之书法的体式、结构、笔法，限制了后世各种字体。

总体而言，不问东西，但极其现代。但是，普遍性必须有基础，有基础的普遍才是真正的普遍，因此，普遍性在时间上回归过去，在空间上必然要返回自身文明的原初经验之中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认为：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。（同上，第5-6页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，中国传统的理论性不足，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导致了理论性的退化，经学把思想变成了解释学，心学把思想变成了心理学。

从北宋开始，便出现了抛弃汉唐注疏而追求经典原意之作，如以本义为名的《诗本义》《易本义》，以传为名的《诗集传》《春秋传》等等。对传统中国学人而言，注解经典即是理解古圣先贤的智慧，理解他们自身的现实处境，寻找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因此，在不同的时代，对经书的理解都有方向的差异、视域的不同、方法的改变。

汉代为经典传承者设立职位，名为博士。一方面，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建立，自先秦到明清的思想被地方化、民族化，另一方面，以西方为现代的标准，则中国固有之学被古代化、历史化。

今天的哲学创造，仍然要面对现代问题，返回经典，温故知新，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理论建构。在历史上，经学传统有各种派别，但对经之所以为经的理解，则大体一致。